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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和正确应对“逆全球化”现象

原标题:理性看待和正确应对“逆全球化”现象

“逆全球化”现象及长期不利后果

“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全球部分地区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上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从而让民心转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将他们视为救命稻草。

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得益于开放的经济模式,自由贸易、贸易便利化、对外投资、吸引外资和产能合作等措施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世界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正在进入西方收缩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调整时期,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模式的转变时期。当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将逐渐由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主要动力。平抑经济全球化逆动,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和强劲复苏,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是大国的责任担当。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逆全球化”趋势的全方位研究,注意从反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浪潮中倾听合理的呼声和有益建议,注意引导人们科学冷静地看待“逆全球化”现象,防止当代西方错误思潮趁机对我们进行的强烈冲击。同时,要认清形势,增强定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公共政策失灵,导致经济低迷态势无法缓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正是在其影响下,世界生产总值、贸易、投资均出现大幅度下滑。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开放程度更高,经济的波动也更为剧烈。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虽然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各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沿着原有轨迹展开。受政策惯性影响,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缓解经济衰退,还让社会中下阶层群体在种种无效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利益再度受损。这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思潮的迅速发展。

近两年来,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通过释放市场的力量,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冲突、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过八年多的调整,全球经济并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相反却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美欧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认为,现在需要封锁边境、强调民族主义,本国第一、管好自己。他们的观点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全球化”现象。

第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全球治理理念,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在理念上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各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往来、产业分工等经济互动相互促进发展,大国有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带动其他国家发展。共同发展并不排斥全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反而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用,不提倡市场分割和排他性的俱乐部性质的经济机制,不赞成经济合作中附加的政治条件和价值观的约束,主张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和与其相适应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以开放型经济谋求共同发展。

英国公投脱欧是民粹主义的一次集体爆发。欧洲大陆过去几年的民粹主义源于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从民众到社区、从各个国家到整个欧洲层面的种种治理挑战,欧洲各国政府在为难民问题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方案。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等诸多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虽然精英阶层作为西方社会的统治阶层,拥有规则的制定权,但作为交换条件,精英阶层需要为普通民众谋求一定的福利。当民众对现实生活产生不满时,民粹主义就会被激发,并以一种去制度化的方式来抵抗现有的精英政治。英国脱欧就是民粹主义集体爆发的一次典型体现。伴随而来的,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治受到鼓舞,世界政治的民粹化趋势可能将加强。“逆全球化”趋势有可能在民粹主义影响下转变为现实。

第二,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现行的国际运行机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相关规则的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争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实际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规则的走向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切身利益,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制约。对此,我国一方面要敢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应看到,规则制定与我国市场开放的重点和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既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更要努力推进国内改革,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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